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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视野下饮食书写的南方地域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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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宋代辞赋中的清简饮食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饮食书写不止于南方风物,对于南北饮食具有较清晰的划分,颂赞南方饮食的同时,还将北方饮食划归到粗
二、宋代辞赋中的清简饮食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饮食书写不止于南方风物,对于南北饮食具有较清晰的划分,颂赞南方饮食的同时,还将北方饮食划归到粗陋的行列,且宋代的北方地区也是相对概念,真正更北方的辽金等地中的异族饮食形态在宋人看来更加粗陋。南方的饮食精细,欧阳修提及“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⑤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页。“于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⑥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诗文中呈现较多的是具有南方地域风味的果蔬与水产,以及作为主食的稻,如最受宋代文人青睐的饮食题材是蟹与笋。整个社会上层的好尚也是如此,京城中“贵人厌粱肉”,京城的人吃惯了美味佳肴,讲求“百物贵新鲜”。同时由于南方的经济发展和对南方饮食文化的认同,京城的南方人,因为“客居京城厌粗粝”,常常“买鱼斫脍邀朋徒”,表明了在时人心目中,食新鲜蔬菜和水产品,相较于北方饮食系统的吃法是一种更高级的饮食文明形态。即使是受欢迎的羊肉,“虽然,从笔记等相关记载中可看出羊肉在宋朝其实颇受欢迎,但其北馔的属性与历史记忆,却使它在宋人的书写中被贴上了虏馔肥膻的标签。正因如此,从前未分高下的羊酪与莼羹,在宋人笔下却代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生存状态。宋人经常偏重于后者,从中可见他们对理想人生的选择。”①曹逸梅:《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与士人心态》,《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水产鱼类和蔬笋成了时代共同趋向的“新鲜”,而“新鲜”作为形容词,在修饰的食物一般形容刚出产,没有变色、变味、变质,也没有经过腌制、干制等加工的食材,在宋人的诗文中用“新鲜”来形容的食材包括:缩鱼、瓜果、鳝鱼等等,所以也是针对果蔬和水产类南方式食材的书写,而羊肉等则与腥膻联系更紧密。“贵新鲜”既是对时令新鲜食材的喜爱,同时也是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尝试。《梦粱录》中记载了当时对新鲜的好尚,“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②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甚至“增价酬之,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③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如韩维《又赋京师初食车螯》中写道“京都贵人粱肉厌,远致异物无微纤”④韩维:《南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47页。,所以对于外地运来的水产“肯复重顾蛏与蚶”,欧阳修《初食鸡头有感》对于京城人争食芡实,“都城百物贵新鲜,厥价难酬与珠比。”⑤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王安石《后元丰行》感叹“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⑥王安石著,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页。所以在饮食上,不仅审美和精神追求是南方化的,连口味偏好也已经以南方为尚,素食果蔬与水产之类都更符合时代的追求。
如果说东晋南朝时期的南方相对而言仍是一个笼统的地理范畴,那么到了宋代,随着疆界意识的增强,宋人对于地域的关注度大为提高,对地方进行书写的作品变多,当然,仍然是对南方的进一步书写,其区域细致化甚至具体到县市。“随着理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发展,地方士绅阶层自觉恪守和发扬儒家人文化成天下的使命,崇尚耕读生活,注重地方治理”⑦刘培:《人文化成: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中地方意识的凸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辞赋中多有表现地方风俗的作品,南宋时期编撰地方志等地域文化活动也大为增多,古代方志体例的定型也完成于这一时期,以至于“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纪录焉”⑧赵与泌:《仙溪志》,见黄岩孙纂《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33页。。
此时以某一区域为名的赋作增多,赋中有明显的实录意识,相较于诗歌,赋作的题材特点可以进行大量实录,如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中所言,“余赋会稽,虽文采不足以拟相如之万一,然事皆实录”,《蓬莱阁赋》言因“越中自古号嘉山水”,而对没有被赋书写的蓬莱阁,作者便有意为文,同时长文抒情填补了“诗不足以尽意”的缺憾。《闽岭赋》《南都赋》《宁海县赋》《钱塘赋》等一系列的作品,以及孙因专门作了一组书写越地的作品:《鱼盐》《越醸》《越茶》等等,从地域上看,辞赋中的地域仍是集中在东南区域。这种写法在以往的大赋中也有,但是重点已然变化,如此时赋中的水产丰富,重点不是彰显帝国的德泽广布和实力雄厚,而是向下移到民众生活的安适富足以及该区域的物产丰富,作者对生长或生活之地洋溢着自豪感。辞赋中的饮食题材书写相较诗歌,写作对象更为具体,诗歌从数量上展现了文人选取题材的方向,辞赋中的饮食主题则更细致地体现出某一食材的特性以及其吸引文人的原因。北宋辞赋中的思归之作(思归南方)以及南宋辞赋都书写和记载了较为典型的南方特色,多以新鲜的素食类食物为主题,如梅尧臣的《思归赋》《针口鱼赋》,洪适《银条鱼赋》,苏轼《洞庭春色赋》《后杞菊赋》《服胡麻赋》,黄庭坚《苦笋赋》,范浚《蠏赋》,杨万里《糟蟹赋》《后蟹赋》,释居简《香鱼赋》等。此外宋代还有数量丰富的水果赋,但由于水果赋在历代都有大量写作,如在吴淑的《事类赋》中,水果在“果部”,茶酒等则在“饮食部”,故此处对水果书写不再单独作分析。从以上举例的赋作也可看出南方食材仍然集中在水产品和果蔬上,此处具体举褚国秀的《宁海县赋》为例,褚国秀本身为宁海县人,已有五世人居住于宁海县,所以“其山川里舍之所隶,人物土产之所钟,有亲见非剽闻,有念知非臆度也”,又因“前赋所未云及”,熟稔家乡的褚国秀担心宁海县会像孙兴公作的《天台赋》那样亡佚在历史中,最后宁海县“事或湮没而弗著,独一丹丘存旧名”,所以这本就是为保存当时的风物而以赋的形式作名录,以实录家乡以传后世为出发点,各类物产如蔬菜瓜果和水产都悉数罗列,其中蔬果粮食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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