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视野下饮食书写的南方地域性(2)

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吹箫弄玉之台，呜佩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入新丰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酸醅，鞭蓉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①庾信：《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6页。

随着对文学美感的追求，除了在遣词造句上的讲究，这一时期还有更深层次的追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总结道：“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37页。。“形文”追求的是由文字所书写形成的画面感要富有美感，在《春赋》中，颜色相当丰富，从青苔、小麦的青绿，石榴的红色，玉碗的青白色，杯子的金色，以及没有用颜色描写但富有色彩感的竹笋、杨梅，这些事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了颜色明媚的春景，也即刘勰所谓“五色杂而成黼黻”，同时明媚春景中也不尽富贵风流之气，新丰名酒，玉碗金杯，吹箫抚琴，庾信只稍作点染便将自然景致和士大夫的物质生活水准以及高雅的生活情趣展露无遗。而“声文”和“情文”在书写饮食中相对不那么突出和必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阶级的争论在较长时期里都是时代争论的重点内容，庶族与士族之间的争论让阶层的区分越辩越明，谱学也大为流行，所以此时进行的文学创作对于身份和阶层明晰度是有意识的追求，而留下的辞赋作品中，对饮食进行书写的基本是士族，因此东晋南朝饮食书写的贵气与高雅相辅相成，主要展现的便是士族作为精英阶层的饮食好尚和审美追求。除了像庾信这种书写十分典型的作品，通过其他食材也可得以一窥。这一时期书写较多的食材是水产、水果、蔬菜。水产类的书写与南方的地理位置相关，这一点无须多加讨论，至于水果书写，在汉赋中就多有出现，一般都以名贵品种作为书写对象，此时较多被关注的是：橘、梅、石榴、葡萄等，与此前乃至以后被关注的水果差异不大，总之多是贵族阶层食用的品类。较为引人注目的是蔬菜的书写，蔬菜在华夏民族的饮食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不同味道、色泽、生产季节、产量多寡决定了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食用人群，与其他饮食一样，蔬菜之间的差异也展现了身份和阶层的差异。根据过往生活而造就的饮食相关的意象可知，藜藿、葵藿等蔬菜具有贫寒的意味，常用以指代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这在先秦以及西汉时期的辞赋书写中便已经定型。随着书写群体身份的改变，到宋代文学创作中心开始下移，之前都以精英阶层为主要创作对象，由于士族庶族之争，东晋南朝时期的饮食书写中，很少看到书写贫寒类生活的作品，从最明显的蔬菜差异来看，辞赋中几乎没有提及过上述三种植物，在诗歌中倒是偶有提及，除去“葵藿”因具有向阳不改的意味从而用以指代不变的衷心含义外，一般也是作为贫寒与富贵两种生活对立的姿态出现，如江淹《杂体诗三十首 其五 陈思王曹植赠友》“处富不忘贫，有道在葵藿。”③江淹著，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页。陆机《君子有所思行》“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④陆机著，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58页。相反，此时多写葵等作物的是陶渊明，“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⑤陶渊明：《陶渊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2页。，“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⑥陶渊明：《陶渊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页。，“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①陶渊明：《陶渊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5页。，将葵作为一种普通味美的蔬菜加以肯定本无可厚非，但时人对身份的看重让这类书写并不受欢迎，与束皙在《饼赋》等作品中极力书写多由贫寒人家食用的面饼如何美味、让人垂涎一样，难免被时人目为鄙俗。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书写的蔬菜为：“水草则萍藻蕰菼，雚蒲芹荪，蒹菰苹蘩，蕝荇菱莲。虽备物之偕美，独扶渠之华鲜。播绿叶之郁茂，含红敷之缤翻。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②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这些水草中，有很多便是水生蔬菜，当时世族的蔬菜种植按照曹植在《籍田赋》中的总结为：“大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辛者植乎蓼”③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70页。。所以谢灵运在山居中有这些蔬菜，有南方本身物产的关系，同时可能也是个人喜好，另一方面，谢灵运的蔬菜书写也和庾信笔下一样充满了画面感，只是相比庾信的色彩明媚，谢灵运笔下则主要是清新的绿意和红色的荷花。可见此时，辞赋中南方蔬菜所具有的清新画面尤为醒目，辞赋在这一点上的塑造相较诗歌更具优势，罗列的各项南方蔬菜所展现的清新幽雅与士族阶层所崇尚的精致互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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