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里的南方(6)

钱穆认为中国的国都决不能设在南方：“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暴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梁启超等人早就论述过钱穆的观点，认为北方更占优势，而且统计的结果也显示，中国的国都绝大部分时间设在北方。钱穆认为南方的角色并不重要：“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如果只关注南方的花花世界，在钱穆眼里，中国就失衡了，“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

但钱穆、梁启超等南方人显然没有注意到北方受南方吸引，只是重在欲望满足层面，而对南方精神的吸纳不足，没能意识到南方的果实是自由的创造。今人多以为道家跟西学的自由主义同调，梁启超等人意识到道家乃南方之学，但迄今为止的中国制度和历史是儒家（东方）法家（北方）主宰的历史，还没有把道家（南方）墨家（西方）的精神转识成智、化知为制。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中国的社会到钱穆这样的知识人，都没能理解南北问题高于东西等其他问题，都没能尊重东方之珠。南方在人们眼里是出废柴和低端人口的地方，这甚至反映到中国首善之区的南北关系。从改开年代南城的“浙江村”“上访村”到近年的南城低端人口聚集地，就算是最有活力、最坚韧的地方，但在政府和民间心中都是脏乱差的地带，甚至是需要驱逐的对象。

我在《节日之书》中说：“一个城市的南边不仅代表天、心脏，也代表繁华、活力，而北边则代表地、水，代表财富、权贵，尽管东城富西城阔，崇文穷宣武破，但南城一直是民众的家园，是顽强、创造、分工、服务的象征。对南城的尊崇不仅是敬天畏天，也是对创造性的尊重。同样，其他方位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只有这些时空和谐相处，我们的世界才会有持续不断的创造性跃迁。”

倾听南方的声音

中国文化把南方划入五行之一火行的范畴，火代表光明、精神、温暖，在东南西北的关系中，东西方的关系既是雷泽归妹卦和泽雷随卦的关系，是男欢女爱的关系，是追随、学习的关系，南北关系则是水火既济或未济的关系。如果不能把南方的精神纳入进来，仅仅打压它，那么中国就如钱穆所言永远失重。

这种失重不仅在政治经济的治理上是扭曲的，就是在思想精神上也是扭曲的。这种失重从司马迁发现以来，中国人没有解决它，反而更变本加厉地坐实了它。现代史上的“胡焕庸线”其实就是司马迁线的细化，也是对本文所说的南北关系的更宏观的表述；如果说本文中的南北泛指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言，胡焕庸线则是农牧分界线，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胡焕庸发现，在此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到当代，仍是如此，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发现，“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比例，与70年前相差不到2%，线之东南生存的人已经远不是当年的四亿三千万，而是十二亿两千万。

钱穆以及一般人因此多以为大陆有纵深、有深化发展的空间。好像是说中国南方已经发展过度，已经发展得很好，该开发西部北方了。但如中国人不能深刻地意识到南方的意义，中国人在大陆的生存方式也许仍只是重复此前的历史。

其实南方在不断地教训我们，流行文化不说，通俗歌曲是从香港一路向北影响我们的，人们的吃穿住行等生活方式绝大多数是受南方的影响。有人甚至调查过，当代出版界的动漫题材是从海南一路向北影响我们的……但我们很少听取并接受南方的真精神。由此带来的反面教训更多，无数光鲜的城市在一场暴雨面前就被打回原形，无数北方的城市在南方的诱惑面前成了一座座空城。而非典和当下的庚子之疫，都是从南方发生，检验我们社会的治理水平和文明水平。

借用网友们的语言，要让中国人认识南方，“太南了”。但2019年呼声最高的年度汉字之一就是南字，我们或许可以展望，人们正在倾听南方的声音。

中原视角的南方时空意识的诞生、确立是文明史上的大事，而对其丰富、细化是每一时代的任务，也是文明的责任。每一文明的时空观有所不同，都受其文明地理空间的影响。比如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其时空观就有所不同。普通人都知道，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天上星象的命名都有不同的体系，如中国人的星象名称多跟农业有关，西方人的星象名称多跟商业、海洋有关。我们难以还原中国的先民最终时空的萌芽，是先有了时间意识还是先有了空间意识？在空间感中，是先有东西方的意识，还是先有南北方的意识？这些问题未必有客观的正确的答案，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先民的生活。学者们越来越清楚，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史观固然有道理，在相当一段的历史中也是一种事实；但这一史观遮蔽了足够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上古史不是只有黄河流域中心，还有长江流域文明。南方的文明甚至有着更精彩的表现，比如良渚文化称得上玉器时代的巅峰创造，考古发现在近千年的良渚文化墓葬里，人体骨骼几乎都是完整的，这对应于其他地方或之后的墓葬，可知良渚时代有着近千年的和平，没有战争、杀戮等等，只是到国家形成后的三代之际，北方和黄河流域因为马车、青铜等硬实力占了上风，开始主导大陆中国；即使如此，华夏文明仍是两种以上文化融合的结果，南方文明的贡献尤其多。从人类迁徙史、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也证实，大陆中国的人居史是南北两路先后进入、并在中原的汉水流域融合的。语言学证据表明，河、汉、江，三条大河成了汉文化的基础词汇，天汉、银汉、霄汉、河汉、江汉，汉水的重要性一度居江河之前，与天共名。但到了《诗经》时代，黄河流域的部落邦国崛起，“大启尔宇”的征服，开始妖魔化南方，并把“黄河中心主义”转换成“中原”“中国”等中心主义教化四方。不仅南方成了蛮荒的代名词，周文王的大伯跑到吴越一带“断发文身”，熊子受命到荆楚大地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就是汉水也成了周天子丧身的边远河水。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对异质文化的征服，更不用说蛮族对文明水准高的文化地区的征服，在妖魔化后者的同时，又悄悄接受了后者的文化甚至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在中原中心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南方文明虽被粗暴化妖魔化对待，但仍贡献多多。理解这个大的背景，我们猜想空间意识的产生，东南西北既近取诸身，得益于每个人的身体感知，又远取诸物，受益于远方、天地间的重大物象。因此，说文解字的几位大家如许慎、段玉裁对“南”字的解读，就只能称作一解。他们解释“南”字，是说南方的草木有枝丫，“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大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於时为夏。云艸木至南方者、犹云艸木至夏也。”显然，许、段等人对“南”字的解释重在南方、夏天的草木特征。这固然有道理，但不足以说明上古人对南方的重视。以汉字叔叔网站列出的字例统计，在甲骨文、金文中，东（81、20）西（82、22）南（108、34）北（50、18）四个字，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南”。因此，古人造字，“南”字有更多样的意义。比如对当时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来说，南方和夏天不仅意味着树木茂盛，还意味着歌舞。周南、召南，本来就是指乐舞，南音、南风，这是三代时南方给人的重大意象。古人乐器中除了丝竹，还有石磬、石钟，以及仿造石器的青铜乐器，这些乐器中，南方的编钟、石钟几乎就是“南”字的意象。有人认为，春秋时期的钟镈为流行于闽越一带的乐器，而闽越又位于中原的南方，于是便以“南”为方位字。这一说法依据何在尚不清楚，因为春秋时代的南方还是指荆楚一带（如郑桓公问史伯：“南方不可乎？”郑、史二人都明白是指荆楚，在中原一带看来，楚人好巫，擅长歌舞。）如把“南”字指闽越乐器就有些狭隘化了，看看古代随国的编钟样子，也更清楚“南”字不单跟闽越一带有关。无论如何，后人认为“南”这个字，本是一种乐器，是对历史情景一种合理的还原。唐兰先生以“南”为“瓦制之乐器也”；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由字之形象而言，余以为殆钟镈之类之乐器。”《诗·小雅·鼓钟》:“以雅以南。”高亨的《诗经今注》：“南，乐器名。”“南”字后引申为周朝中心以南的地域。而“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可以解释为天子之乐和南方之乐共同按节拍奏响。易经中的南方文字语言的运用表明南方在先民心中的重要性。这一论断也能得到《易经》的支持。在易经本文中，有西南、东北等词连用的卦爻辞外，即《坤卦》《蹇卦》《解卦》：《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除此以外，北方的北字没有单独出现过，东方和西方并举的爻辞有两处，即《既济卦》：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因为《易经》卦爻辞是周文王父子编写的，站在周人的角度，对周人的西方位置表述自然多一些，西方的西字单独出现了三次，即：《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卦：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随卦：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这三次，两次都是一样的，而且“西郊”“西山”，以及东西并举的“东邻”“西邻”等物象都过于凿实，并非是对地理空间方位的认知。《易经》对东西方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宣传，即东方的商王朝再怎么有排场，也不如我们西方的周人朴实更得好处，用现在的话，这是文化自信。因此，东、西、北作为地理空间边界，在作易的周人眼里，只有“西南”“东北”并列的利和不利的差异。但是，南方在《易经》中居然出现了两次。即：明夷卦：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升卦：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就是说，东方、北方、西方意味着什么，《易经》没有说，但南方意味着什么，《易经》说了，两卦的意思都是说，向南狩猎、征战、攻打、强取豪夺是吉利的，能够得到好处的。如果我们理解，在三代之前先民们就已经熟悉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时空差异，只是还没有付诸语言文字表达；文王父子演易，意味着《易经》从象数时代转向文字和义理时代，他们不能把东、西、北以及春夏秋冬的时空感写进《易经》，单单两次强调南方，就说明南方在当时人心中的重要，重要得高过强权商王朝当时所在的东北方。按孔子的说法，《易经》是忧患之作，尤其演易的文王是有忧患的。这个忧患是什么？孔子和历代的易学家没有提供答案。我们今天能想到的，文王带领周人跟强大的商王朝相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商周联姻，文王也得商人尊重，即使商王随意处死其他部落首领时，并没有置文王于死地，甚至还给了文王不小的权力。在商王和当时人眼里，文王即使德望再大，也不足以取代商；文王自己也知道周人的力量太小，周人没有条件取代商。但没有条件文王为什么还要创造条件地投入到灭商的大业中去？只能说文王有忧患。这个忧患应该就是古公以来周人面临的问题，即是夏朝、商朝近千年所享有的温暖期气候要结束了，气候变冷使得北方民族向南抢夺生存空间，最早感受到压力的就是古公。从这个角度看，文王的伯父们往南方的吴越一带跑，其实也是这种压力下的一种出路。文王的忧患因此可以说是本部落民族的传统，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必须解答。所以，他演《易经》也好，制定灭商战略也好，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研究气候史的现在有一个历史假说，就是在温暖期，华夏文明的制度趋于开明、社会多一些自由开放；到了寒冷期，制度趋于专制，社会走向封闭。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关注，就是在温暖期，大陆中国的南北基本处于和平发展，南北相安无事；到了寒冷期，北方就不仅要对南方动手抢生存资料，也会抢生存空间。因此，文王们从历史和现实中认识到，无论北方正常还是为生计所迫，南方总是有生活和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南方意味着丰富、富饶、充裕。所以文王在《易经》中强调南方的意义，他无意中揭示了大陆中国东南西北方的某种秘密，东、西、北等地方固然也宜人居住，南方固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蛮荒、筚路蓝缕、断发文身，但南方更富饶。南征、南狩，甚至后来的周王南巡，都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财富。这个文王时代，载入经中的南方观念其实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直到当代，从乞丐到打工者都清楚，南方饿不死人。民间顺口溜说，宁愿向南走一年，不愿向北走一天。《易经》文化中的南方属性《易经》中的时空观应该在孔子等人做易传时得到发挥，到汉代时构成了相当完备的体系。即五季、五方、五色、五音、五味等等有其对应性，如东、南、西、北、中跟春、夏、秋、冬、长夏对应，跟宫、商、角、徵、羽对应……大千世界的所有现象都在这一体系之中，它简单，正因为简单，它能够“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只是传统中国人熟悉的这个体系，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在这个体系中，时空是一体的，可以相互转化相互说明的，即东、南、西、北对应于春、夏、秋、冬，这就是时空四象。同时，时空有天、地、人的道理，即天道的时空四象是谓元、亨、利、贞，地道的时空四象是谓生、长、收、藏，人道的时空四象是谓仁、礼、义、智。在此之外，时空还有视觉、听觉、味觉等属性……现代人可能会问，这种说法如何能够证明？但对人文社会来说，这些说法不能证明也有效用，它们甚至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理，中国人宣扬化民成俗，但时空的这些属性才是化民成俗的典范。我们从南方和夏天的地道属性即“长”一词可知，南方和夏天不再是学生，而是学长，是生物都争夺生存空间中如何长大长好。南方和夏天的花草树木都是茂盛的，可以疯长来形容。但生物们缠斗如何长得好、长得大，人道属性因此总结出“礼”，即秩序、礼仪、制度等等来约束个体，来确定边界。如此回到天道属性，南方和夏天的亨就不仅有亨通的意思，也有烹煮、煎熬的意思，这种如“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的时空，因此有了独特的视觉意象，南方和夏天的颜色是红色的。这种时空还有了独特的听觉意象，南方和夏天的声音是徵音，徵音的传播方向是向上的，因为夏天和南方的气温高，地面温度跟空中温度差异大，声音从温度高的地面向温度低的空中传播。因此夏天太阳底下的声音难以传远，以至于外人难以听见。这种向上走的徵音一浪高过一浪，如南方的锁啦，如叽叽喳喳的鸟叫。南方人的话语在北方人听来就如同鸟语。这种时空还有了特别的味觉，南方和夏天的味觉属性是苦味。当季的食材中就盛产苦瓜、苦菜，南方人的饮食中就喜欢放糖来提鲜或中和。当然，在南方和夏天，如果心火过旺，人们会说，吃点苦吧。在这个意义上，亨看似通达、繁盛，其实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体系中，如果时空以春秋来指代，那么，万物聚散皆在春秋之中。对于自然世界而言，一切属性也有时空归属，如五行中的四行，金木水火即分属西东北南和秋春夏冬四象。对人文社会而言，其万事万象也有时空属性，如以人生阶段论，少年、青年、成年、老年即是时空四象；如以四民社会结构论，士、农、工、商即分属北东南西和冬春夏秋四象。我们以此来看南方和夏天，青年人天然地属于这个时空。青年人看似通识，享受生活；但天然地处在苦难、煎熬的人生阶段。冰心的诗句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青年人有朝气，如能发出健康正常的徵音，就是蓬勃向上的声音，那么人们就会欣赏他、布施他机会、感觉自己也年轻起来，感觉自己向善而开阔起来。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当然，南方水多，但在四象五行中，水行归属于北方，南方属于火行。因为南方火大，王充如此说南方：“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肿而为创。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在四民社会中，南方归属于工人。较之其他地方，南方更重视分工，手工业、轻工业不仅在传统中国属于南方的强项，就是现代中国也是南方的本事。当代的改革开放，最初最重要的力量来自南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拉动。中国人的生命情怀或人生的需要，即家国天下情怀或说个人、家、国、天下的认同需要，如按时空四象来论，也分属于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家在南方、家在夏天，家像南方和夏天一样代表光明、温暖。个人从春天出发，必然要走向夏天，成家立业。从这个角度看，家族文化虽然是全体中国人的伦理特色，但在中国南方表现得更为强化，更为突出。以南方来看历史我们由此可知，南方在中国的地理空间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非常有意思的是，夏、商、周三代都在黄河流域，其势力范围北至北纬38度，即现在的榆林、太原、石家庄一线，这是李零等人说的农牧争夺线，南至北纬35度以南一点。三代的王城都是北纬35度附近，即现在的西安、洛阳、郑州、开封一线，这条王都线都在王国势力范围的南端，说明三代对南方的看重。三代之所以没有扩张到长江流域等真正的南方，我们猜想，因为三代的气候在随后两三千年的中国史上都是算高的，当时的黄河流域足以生存，而且三代主要是旱作农业，跟南方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有差异，三代要向南扩，还暂时没有能力，消化不了南方。周取代商后，最初的战略是要压服消化、压服“殷顽”，并剪除其同盟方国的羽翼。所以当时一些重要诸侯国都在这一带，如卫国（旧商都），又如齐国和鲁国在“大东”——这是殷商的同盟地区。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的统治在中原逐渐稳固，开始在更大范围中拓展，昭王、穆王时期不断向淮夷、于越、荆楚用兵，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又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曾）、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为安定南方起了重要作用。在西周的冷期过后，春秋时代迎来了新的暖期。气候的温暖带来了人文的丰富和相对的自由，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大陆中国各方表达自我的结果，东方之学的儒家、南方之学的道家和辞赋家、西方之学的墨家、北方之学的法家都一时称盛。轴心时代的突破得益于大陆各方竞争和彼此增益。跟北方、西方，甚至东方相比，上古南方几乎没有扩张的史实。只是到了春秋时代，周人分封的熊子到南方创业，熊楚才有了征服扩张的抱负，但楚国问鼎中原也只是问了一下。后来的吴、越一时称强中国，也没有北上统一中原的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方之于中国，只是一个富饶的、自足的，没有政治愿望、没有权力宣示的地带。战国以西方强秦对东方六国的统一告终，但在秦国以流氓手段削弱乃至吞并楚国的时候，楚国人说了一句狠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悲壮的预言确实实现了，陈胜、吴广率先发动，楚人项羽、刘邦随后成为灭秦的主力。南方人挑战了不可一世的强权，并建立了汉王朝，这个朝代、帝国、人民的新的名称是对江、河两大流域的兼容和超越，是南北方在汉水流域即秦岭淮河一带的会师、成全。汉因此成了华夏民族、人民的名字，汉人、汉子因为包容南北而有着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以至于民族主义的最强音在大汉王朝发出来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代的司马迁把时空四象引入人文历史，他提出了有名的司马迁线。“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但在汉朝内部，南方人入主中央政权后，即有了中原思维，王朝对南方仍是防备、顾虑、利用的。也是在汉朝，王朝代表的北方、东方等农业混合体，跟南方地方势力代表的工商业混合体发生了冲突，七国之乱是站在北方和大一统立场上的称谓，不能说明南方寻求自主、独立的冲动。当然，由于南方和汉人对个体、局部的权利做出足够的思考，南方和个人都只能做出权力的牺牲。到了东汉时代，大陆中国的气候再一次发生变化，短暂的温暖期过去，北方民族再度向南挤压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大陆为此生发的乱局迫使南方和底层人民寻求出路，这一寻找仿照外来的佛教而诞生了中国道教，道教虽然次生，却有道家思想为深厚的基础，而直抵华夏文化的根本，道教不仅为道教徒的自我独立提供了原则，也确定了个人修炼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于心肾相交，坎水填离火，以求水火相济。而水火、坎离，在时空方位上正是指南方和北方。在三国、南北朝时代，生存空间再一步逼仄，“五胡乱华”带来了华夏文化的衣冠南渡。至此，三代时期以东西方关系为主的华夏文化，定型为南北关系的未济或相济。南北朝是中原民族大规模南迁的开始，华夏文化的重心也随之南移，南方因此在富饶意象之外有了品格，有了文化。有了后来的魏征对南北。南北朝之后，隋朝统一中国，为取南方资源以济中原和北方，隋朝做出了一个历史举动，开凿大运河。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使得中央政权的统治有了纵深。梁启超认为，运河的畅通奠定了南北统一的基本，导致了江河下游的昌盛，北京、南京两大都会扼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髓。唐代的安史之乱，应用范阳、卢龙之众，实际上是燕地的权势。宋代金、元宅京于燕，俘虏了二帝，侵犯了半个中国，后来蒙古族统一中国，也在燕地定都。明初定都南京，后来燕王朱棣靖难之师起之北方，复宅金元故，始终沿用至清末地势的变迁，导致了政治的变更。此后运河淤塞，而燕京势力不衰，是因为积累的时间长了，取精用宏，与千年的镐洛相等，还因为海道缘故，易河运为海运，沿海一气相属，燕地仍是起到核心的作用。唐代、宋代延续了中原文化南迁的历史。据说江西、湖南、湖北一带成了中原人迁移频繁的地带，由此激活了一个汉语词汇：“走江湖。”江西等历史上的南方甚至在宋代出现了文化的高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等人对杭州的描述更让北方人起了侵略之心，传说金主完颜亮看到了《望海潮》这首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这个转移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公元七世纪，在中国唐朝、西亚阿拉伯半岛，东西方再次实现思想突破的时候，中国禅宗基本上是在南方生根发芽的。中国禅跟南方几乎天然地相联系，南方经济的富足、小农自耕农的丰衣足食，跟禅宗要求个体的自觉、明心见性、独立、本自具足等思想天然合拍。但即使如此，唐宋年间，南方仍不足以抗衡中原和北方。即使宋代的南方有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即使明代的南方有发达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旦蒙古人、满洲人的铁骑踏过，南方就只有束手就擒。冯友兰为此写道：“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即使到了近代，南方有过“东南互保”，有过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建都，有过北伐，但都没能解决大陆中国的专横，没能解决大陆对南方的压榨、收割。甚至现代革命，仍在重复司马迁的结论。很多学者注意到，南方（南京）的国民革命虽然率先发动，但西北（延安、北京）的共产革命收获了中国革命的果实。南方的现代命运因此，从《易经》、汉字、道家、中国文化历史的角度看南方，可以说南方对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庄子的《逍遥游》明确说：“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汉语的“图南”或“南图”成了比喻，说明人的抱负远大或前程无量。民间的说法是，孔雀东南飞。南方堪称东方的时间归属，是东方之珠。轴心时代之后的南方更是大陆中国的心脏，是发动机和能量供应源。因此，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从上到下都讲究南面为王，王者坐北朝南不用说，就是民众饮食起居也以向南为吉。在几乎标准化的中国建筑里，中国人的大门都是朝南打开。如果南方都失去了自性，失去了大陆中国家园般的功能，那么中国人就真的如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槎泛于海。”由此汉语发明了一个词语：“闯南洋”。中国人要漂洋过海，下南洋。明清以来，中国人更是以做猪仔的代价到海外去谋生。而历史上，即使最为封闭的时代，中国人也会在南方留下一个窗口，无论是王朝时代的“十三行”还是当代史上的“广交会”，都是“南风窗”，保留了跟外部世界沟通的气孔，有此气孔，随时就能做活。但最令人惊异的是，南方如此重要，南方的品质几乎没能影响到大陆中国，尽管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心在南移。尽管没有南方的气孔，大陆中国就会返祖或退化，人人都成为“大陆表叔”般的行货、活物，但南方的自由、独立、知书达礼、对苦难的追问、对生存的明心见性，等等，都不曾成为大陆中国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更不为中国“头脑”思考、不是中国头脑和心灵所认同的内容。相反，大陆中国、头脑中国只接受了南方的生活享受，如历史上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杨广和乾隆下江南，如现代中国从广东、浙江等南中国受益，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有中国文化招魂者之称的钱穆先生甚至感慨说：“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可以说，钱穆先生没能注意到南方之于中国文明乃至现代人类突破的意义。钱穆甚至强调北方等高纬度地区对南方的平衡，钱穆还发现说：“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中国文化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钱穆认为中国的国都决不能设在南方：“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暴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梁启超等人早就论述过钱穆的观点，认为北方更占优势，而且统计的结果也显示，中国的国都绝大部分时间设在北方。钱穆认为南方的角色并不重要：“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如果只关注南方的花花世界，在钱穆眼里，中国就失衡了，“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但钱穆、梁启超等南方人显然没有注意到北方受南方吸引，只是重在欲望满足层面，而对南方精神的吸纳不足，没能意识到南方的果实是自由的创造。今人多以为道家跟西学的自由主义同调，梁启超等人意识到道家乃南方之学，但迄今为止的中国制度和历史是儒家（东方）法家（北方）主宰的历史，还没有把道家（南方）墨家（西方）的精神转识成智、化知为制。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中国的社会到钱穆这样的知识人，都没能理解南北问题高于东西等其他问题，都没能尊重东方之珠。南方在人们眼里是出废柴和低端人口的地方，这甚至反映到中国首善之区的南北关系。从改开年代南城的“浙江村”“上访村”到近年的南城低端人口聚集地，就算是最有活力、最坚韧的地方，但在政府和民间心中都是脏乱差的地带，甚至是需要驱逐的对象。我在《节日之书》中说：“一个城市的南边不仅代表天、心脏，也代表繁华、活力，而北边则代表地、水，代表财富、权贵，尽管东城富西城阔，崇文穷宣武破，但南城一直是民众的家园，是顽强、创造、分工、服务的象征。对南城的尊崇不仅是敬天畏天，也是对创造性的尊重。同样，其他方位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只有这些时空和谐相处，我们的世界才会有持续不断的创造性跃迁。”倾听南方的声音中国文化把南方划入五行之一火行的范畴，火代表光明、精神、温暖，在东南西北的关系中，东西方的关系既是雷泽归妹卦和泽雷随卦的关系，是男欢女爱的关系，是追随、学习的关系，南北关系则是水火既济或未济的关系。如果不能把南方的精神纳入进来，仅仅打压它，那么中国就如钱穆所言永远失重。这种失重不仅在政治经济的治理上是扭曲的，就是在思想精神上也是扭曲的。这种失重从司马迁发现以来，中国人没有解决它，反而更变本加厉地坐实了它。现代史上的“胡焕庸线”其实就是司马迁线的细化，也是对本文所说的南北关系的更宏观的表述；如果说本文中的南北泛指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言，胡焕庸线则是农牧分界线，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胡焕庸发现，在此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到当代，仍是如此，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发现，“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比例，与70年前相差不到2%，线之东南生存的人已经远不是当年的四亿三千万，而是十二亿两千万。钱穆以及一般人因此多以为大陆有纵深、有深化发展的空间。好像是说中国南方已经发展过度，已经发展得很好，该开发西部北方了。但如中国人不能深刻地意识到南方的意义，中国人在大陆的生存方式也许仍只是重复此前的历史。其实南方在不断地教训我们，流行文化不说，通俗歌曲是从香港一路向北影响我们的，人们的吃穿住行等生活方式绝大多数是受南方的影响。有人甚至调查过，当代出版界的动漫题材是从海南一路向北影响我们的……但我们很少听取并接受南方的真精神。由此带来的反面教训更多，无数光鲜的城市在一场暴雨面前就被打回原形，无数北方的城市在南方的诱惑面前成了一座座空城。而非典和当下的庚子之疫，都是从南方发生，检验我们社会的治理水平和文明水平。借用网友们的语言，要让中国人认识南方，“太南了”。但2019年呼声最高的年度汉字之一就是南字，我们或许可以展望，人们正在倾听南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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