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里的南方

中原视角的南方

时空意识的诞生、确立是文明史上的大事，而对其丰富、细化是每一时代的任务，也是文明的责任。每一文明的时空观有所不同，都受其文明地理空间的影响。比如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其时空观就有所不同。普通人都知道，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天上星象的命名都有不同的体系，如中国人的星象名称多跟农业有关，西方人的星象名称多跟商业、海洋有关。

我们难以还原中国的先民最终时空的萌芽，是先有了时间意识还是先有了空间意识？在空间感中，是先有东西方的意识，还是先有南北方的意识？这些问题未必有客观的正确的答案，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先民的生活。

学者们越来越清楚，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史观固然有道理，在相当一段的历史中也是一种事实；但这一史观遮蔽了足够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上古史不是只有黄河流域中心，还有长江流域文明。南方的文明甚至有着更精彩的表现，比如良渚文化称得上玉器时代的巅峰创造，考古发现在近千年的良渚文化墓葬里，人体骨骼几乎都是完整的，这对应于其他地方或之后的墓葬，可知良渚时代有着近千年的和平，没有战争、杀戮等等，只是到国家形成后的三代之际，北方和黄河流域因为马车、青铜等硬实力占了上风，开始主导大陆中国；即使如此，华夏文明仍是两种以上文化融合的结果，南方文明的贡献尤其多。

从人类迁徙史、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也证实，大陆中国的人居史是南北两路先后进入、并在中原的汉水流域融合的。语言学证据表明，河、汉、江，三条大河成了汉文化的基础词汇，天汉、银汉、霄汉、河汉、江汉，汉水的重要性一度居江河之前，与天共名。但到了《诗经》时代，黄河流域的部落邦国崛起，“大启尔宇”的征服，开始妖魔化南方，并把“黄河中心主义”转换成“中原”“中国”等中心主义教化四方。不仅南方成了蛮荒的代名词，周文王的大伯跑到吴越一带“断发文身”，熊子受命到荆楚大地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就是汉水也成了周天子丧身的边远河水。

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对异质文化的征服，更不用说蛮族对文明水准高的文化地区的征服，在妖魔化后者的同时，又悄悄接受了后者的文化甚至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在中原中心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南方文明虽被粗暴化妖魔化对待，但仍贡献多多。

理解这个大的背景，我们猜想空间意识的产生，东南西北既近取诸身，得益于每个人的身体感知，又远取诸物，受益于远方、天地间的重大物象。因此，说文解字的几位大家如许慎、段玉裁对“南”字的解读，就只能称作一解。他们解释“南”字，是说南方的草木有枝丫，“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大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於时为夏。云艸木至南方者、犹云艸木至夏也。”

显然，许、段等人对“南”字的解释重在南方、夏天的草木特征。这固然有道理，但不足以说明上古人对南方的重视。以汉字叔叔网站列出的字例统计，在甲骨文、金文中，东（81、20）西（82、22）南（108、34）北（50、18）四个字，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南”。因此，古人造字，“南”字有更多样的意义。比如对当时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来说，南方和夏天不仅意味着树木茂盛，还意味着歌舞。周南、召南，本来就是指乐舞，南音、南风，这是三代时南方给人的重大意象。古人乐器中除了丝竹，还有石磬、石钟，以及仿造石器的青铜乐器，这些乐器中，南方的编钟、石钟几乎就是“南”字的意象。

有人认为，春秋时期的钟镈为流行于闽越一带的乐器，而闽越又位于中原的南方，于是便以“南”为方位字。这一说法依据何在尚不清楚，因为春秋时代的南方还是指荆楚一带（如郑桓公问史伯：“南方不可乎？”郑、史二人都明白是指荆楚，在中原一带看来，楚人好巫，擅长歌舞。）如把“南”字指闽越乐器就有些狭隘化了，看看古代随国的编钟样子，也更清楚“南”字不单跟闽越一带有关。

无论如何，后人认为“南”这个字，本是一种乐器，是对历史情景一种合理的还原。唐兰先生以“南”为“瓦制之乐器也”；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由字之形象而言，余以为殆钟镈之类之乐器。”《诗·小雅·鼓钟》:“以雅以南。”高亨的《诗经今注》：“南，乐器名。”“南”字后引申为周朝中心以南的地域。而“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可以解释为天子之乐和南方之乐共同按节拍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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