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如何影响古代中国发展，中国古人逆袭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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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古时中国称为瘟疫，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这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2016年去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观点。

可是，长期以来，瘟疫其实一直都是史学家忽略的对象。 这是由于史学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探讨常常来源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以至于容易忽略这样的事实：同样的疾病在熟悉它并且具有抵抗力的人群当中流行和当年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爆发，会产生天差地别的效果或影响。

威廉·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

在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中，一个小部落可能因为一个外来人带来的流行病而全军覆没，因此，死于来自欧亚大陆的病菌的印第安人，实际上要远多于战场上死于欧洲人刀剑与枪炮的人数。

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历史当中，西班牙人以不足六百人的兵力征服了人口数百万的阿兹特克帝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阿兹特克人遭遇到了西班牙人习以为常的疫病——天花。

在论述罗马帝国的奔溃、欧洲的扩展、大英帝国崛起等历史现象时，麦克尼尔都能够指出疫病在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瘟疫与人》并不是一本欧洲中心主义的著作，作者在其中也讲述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瘟疫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对疫病的适应反过来又如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黄河流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一直以来也是中国经济的重心。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既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地位十分显赫。

而同一时期的南方，虽然拥有温暖气候、充沛雨量、肥沃土地等优越的条件，但是直到东汉末年，江南地区依然地广人稀，经济停留在原始状态。

从东汉末年开始，军阀混战，导致黄河中下游地区\"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后汉书》），在北方经济遭到破坏的同时，大批农民为了逃避战乱南迁到江南流域。从东晋到隋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繁，生产遭到破坏，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逐渐赶上。

到了两宋时期，北方少数族群掠夺中原，而相较之下，南方却有着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造成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甚至形成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的局面。南宋的建立更是被视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在时间上的分野。从此以后，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

既然南方适宜农业生产，为什么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直到两宋时期才实现了黄河流域古来有之的人口密度？

在威廉·麦克尼尔看来，大多数时候，人的生命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型寄生\"构成的平衡体系之中。

\"微寄生\"指的是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这些微小寄生物能够在人体组织中寻找到可以为生的食物源。

从\"微寄生\"的层面来看，古代中国人在南下潮湿地区时，越往南行进，越受到疟疾、血吸虫病和登革热等疾病带来的威胁。

虽然长江流域温热的气候、丰沛的雨水都对农作物生长有利，长江也没有黄河那样有沉积物淤塞在下游河道的问题，但是南方湿热的环境却可以滋生出更多的寄生物。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这一问题上进展非常迟缓。

在约公元前600年以后，中国人在物质技术上、政治上以及传染病的适应方面，都获得了在黄河流域冲击平原生存的能力。

而在公元前200年以后，又实现了政治统一，收租的地主和收税的皇室官僚他们虽然对农民进行了剥削和压迫，但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也会控制权力的滥用，让农民依然能够实现基本的生活需求。

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古今图书集成》、葛洪《肘后备急方》等文本中，记录了中国的几次重大的疫情。

在公元161年、公元312年、公元322年前后，三场瘟疫曾经引发了特别突出的大规模死亡。在公元37年至公元653年之间的某个时刻，天花和麻疹这种人们过去未曾接触过的新疫病也从西北跨越大陆，来到了中国。

在公元542年入侵地中海的鼠疫，则在两代人的时间之后，于7世纪初经由海路来到了中国，在沿海省份引发了大规模疫情。762年\"山东省死者过半\"，到806年浙江省也出现了类似的死亡率。

文章来源：《南方农业》 网址: http://www.nfnyzz.cn/zonghexinwen/2020/1015/6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