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

编者按:

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对草原社会的研究，转变了历来以南方农业王朝为中心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叙事模式，通过分析长城对草原社会的形成的影响，强调农业社会对草原社会的限定。他将长城视为亚洲大陆的“中心”，使得长城地带的人文地理得到研究者的关注。美国学者高贝贝研究发现，长城地带商业贸易积极发展，以商业做支撑的城镇发展优先于农村，城镇与长城共同组成这一地带的人文地理结构。

文章曾发表于《读书》(1998年4月)，后收入《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一书，感谢作者唐晓峰老师授权!

长城内外是故乡

唐晓峰

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方角折曲的长城符号，都觉得十分“自然”，至少从宋代以来，各类全国舆图上便有了长城的“小像”。长城在宋代并没有什么用处，徒为一种存在，编图者把它与北方的河山画在一起，说明这座人工建筑已合入北方自然的高山峻岭，与它们结成一体，生为新一种天长地久的地理结构。再从人文方面看，长城不只是一道砖石土垣木柴僵落筑起的军事屏障，作为大地上一个独一无二且伸展辽远的地理因素，它引导了一条特殊的人文地带的形成。这一地理地带的核心是长城，所以可称为长城地带。

中国文人向来有谀地的传统，古代诗文已把祖国山水赞美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不起眼的偏州小县，也会有文人封点的“四胜”“八景”。小时学作文，跟着传统的语言格式走，也模仿过那一类的描写。不过，有一处地方，得到的赞辞极少，这便是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在古代文人的歌咏中，只有弓刀、白骨与荒凉，在世代民间传说中，也尽是些悲惨的故事。其实长城战事，即使在王朝时代，也常常是远逝的事情。可是在承平岁月，长城还是唤起人们不平静的心理。“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长城地带是一个悲剧地带。

然而，长城地带的悲剧属性完全来自南方人在北望长城时的心情。在长城脚下生活的人们，不可能终年作冷月荒垣的感慨，他们像所有地方的人们一样，必须利用当地的环境特点，开辟自己的生活空间，建立自己的社会地域。早在《汉书·匈奴传》中已然披露了长城内外人民“往来长城下”的积极气氛。长城的修建，作为一种新的地理因素，重新规定了人们行为的位置。原来的事情，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而现在，必须在长城。至少，长城的关口所在，都变成交流行为确定不移的会聚之所，交流程度的强化使这些地方凸显出来。比如作为长城关口的“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长城地带的形成，必定产生深远的人文地理影响，作为地域属性，它理应有一份独立的资格。对那里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应给予独立的考察。近代以来，对长城地带在学术上率先进行独立考察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这已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特别是南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而具备旁观者的角度。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在对亚洲大陆作如此宏观俯视，究其整体发展时，拉铁摩尔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所谓“中心”的概念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以往绝大多数人在讨论二者的影响时，话锋向来在北方“野蛮”游牧社会如何“乱”了南方“文明”农业王朝这一端。至于南方对北方的影响，除叙述农业社会如何以货物交流北方而外，便再无其他考察。当然，强调二者影响的相互性，无意要将二者的方方面面都拉到平起平坐的位置。但至少，在考察二者的关系时，不应将游牧社会定位为无内部运作、无实际进化、只行“侵边犯塞”职能的一伙概念性人群。草原游牧社会具有从无到有、曲折演进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由于地理的“缘分”，离不开南方农业社会的存在，更具体一点讲，离不开长城地带的存在。

文章来源：《南方农业》 网址: http://www.nfnyzz.cn/zonghexinwen/2020/1013/6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