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邓小平南方谈话台前幕后

1992年，我作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有幸成为邓小平视察深圳谈话的记录者，并参与策划首发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系列宣传报道工作。抚今追昔，这段26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1989年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接踵而至。1990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简称《学习纲要》十九条）。当时，中央和各省市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积极宣传《学习纲要》十九条的精神，提出“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等。

此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搅动着已经在岗位上“全退”的邓小平的思绪。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强调“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再次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更突出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1991年春天，邓小平到了上海，开始了并非寻常的“谈话”。

这年是中国传统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于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其开篇就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但是，全国稍有分量的报刊，绝大多数对“皇甫平”都没有反响。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再南下，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

邓小平这一次“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贴身的秘书，中央派的主要是安全警卫人员，并没有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干部。中央的几个主要新闻单位也没有派记者跟随。

1992年1月19日上午9点，邓小平乘坐专列到达深圳，到迎宾馆之后他马上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其家人商量后，只得在上午10点安排老人家去视察市容。

当天晚上7点30分，邓办王瑞林主任和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在深圳迎宾馆6号楼开碰头会，落实首长接下来几天的考察行程。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指定要我负责做好邓小平视察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几天时间里，邓小平边考察边发表许多重要的谈话。22日下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接见部分党政军负责人时，对在场的党政负责人吹风。在谈话中主要强调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23日上午，送别邓小平之后，回到深圳迎宾馆5号楼的房间里，我马上同《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等人系统地整理邓小平五天来的谈话记录。我们从23日中午开始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最后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共多字。

第二天，全套的记录稿和录音带就报送至市委领导和中央办公厅。

由于省市领导多次请示，要求公开报道南方重要谈话精神，邓小平都不同意“破例”，我于是向刚从北京开会回深圳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汇报，建议把邓小平谈话的重要内容以评论形式进行宣传。得到市委的支持后，我又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学习和吸取去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的经验教训，我们主动联系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以求借助深圳特区毗邻香港的有利条件，请香港的爱国爱港报刊配合，扩大声势。

邓小平让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

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引起社会的很大反响。之后该报每两天发一篇“猴年新春八评”评论。经过反复思考、筹划，3月26日的《深圳特区报》又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了署名“本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轰动。香港的媒介反应尤其热烈。敏感的外国通讯驻香港机构纷纷发消息，北京也传来消息：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反应很热烈，议论纷纷，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声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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