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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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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苏区成立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以下简称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一部分红军及游击队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并于1937年秋取得胜利。“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1]P393，“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2]P131。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高级干部阮啸仙等，先后英勇牺牲。“在他们的身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3]P404本文就阮啸仙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作一述论。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共产党员。1931年11月在“一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3年10月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2月在“二苏大会”上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委任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为建立红色审计制度呕心沥血。

阮啸仙

一、服从组织安排，协助项英、陈毅领导南方红军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后，留在苏区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长征时教条主义者把瞿秋白、阮啸仙、何叔衡等都不带走，我们也担心他们把毛主席也搞掉了。”[4]P年10月13日，当阮啸仙得知自己留下时，他表示：“组织上决定我留下，我服从。”[5]P161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员严守革命纪律的高尚品质。

阮啸仙与项英、陈毅、贺昌（时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等一起，领导留下来的红军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赋予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二是“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3]P404。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以大兵团会同陈济棠部队共约50万兵力南北夹击中央苏区，企图将留守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全部消灭，“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血流遍地，一片废墟”[3]P404。这时，中央分局却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以为野战军出动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化，进攻的敌人要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已失的苏区”[6]P486。因而，在军事上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针，要求中央苏区的政府机关照常办公，指示阮啸仙领导中央审计委员对外还要使用原来的名称，《红色中华》机关报正常出版发行。而陈毅对形势判断比较客观，比较准确。他认为要承认红军暂时的失败，当务之急就是及早部署和开展游击战争，并多次提出建议：“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现在要赶快部署打游击”[7]P3；“大家穿便衣背起快枪，脱下军装，打游击去”[8]P546。阮啸仙赞成陈毅的建议，他对项英说：“审计委员会机关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已随主力红军转移，如果要保持苏区审计跟以前一样，这非常困难。”[5]P161

阮啸仙故居

后来，阮啸仙多次公开支持陈毅，说：“分散突围是正确的，只要突围出去就是活路。”“现在已经到关键时候了，不迅速突围，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9]P238可惜，陈毅、阮啸仙等人的合理建议没有被采纳，他们还被认为是“悲观失望”“软弱”。后来，陈毅在1957年7月回忆三年游击战争时对此作了总结：“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不是软弱，正是政治思想坚定的表现。相反，不承认失败才是软弱的表现。我们要老老实实地承认失败，赶快收缩、赶快退却。这个时期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李天柱、刘伯坚等中央的高级干部、老党员都牺牲了。”[8]P562

二、执行中央分局指示，组织动员广大军民抗击敌人“清剿”

由于项英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和敌人过于强大等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致使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严重的损失”[3]P405。项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与陈毅商量，并于1934年12月下旬在于都宽田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对粉碎敌人“清剿”、发动苏区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作了一些决定和部署。陈毅提议由阮啸仙接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得到项英批准。阮啸仙从瑞金赶到于都，陈毅向他传达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共同研究了赣南省的工作。最后陈毅说道：“啸仙同志，你是中执委委员，是中央部委领导，身体又有病，现在叫你到地方工作，真是委屈你了。”阮啸仙坚定地表示：“在哪儿都是干革命，请陈毅同志放心！”[5]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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